澳大利亚华裔原住民医生江启文的成长之路
江启文对耳部健康医学充满热忱。 (Supplied)
在一个空气潮湿的夜晚，霓虹灯映照在雨后上海昏暗的人行道上。江启文医生（Dr Kelvin Kong）坐在城郊一家小酒吧里，周围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他却莫名感到亲切。
音乐风格如此独特。即使听不到声音，也能感受到它。
江医生是一位华裔原住民。此刻，他刚在当地大学做完关于耳科的演讲，他感觉很幸运能与新结识的听障朋友一起来到酒吧，一起欢笑。
"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，他们也不太会说英语，"他说。"他们贴了手语的海报，你可以打手语点饮料和酒。"
在手势、微笑与共享空间的静谧韵律中，交流变得轻而易举——这与他在澳大利亚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、需要小心翼翼应对的处世之道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对于江医生而言，身份认同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。它存在于他的生命中——存在于他人如何看待他，存在于他被置于何种位置，更存在于谁被允许拥有归属感。
王赓武教授和江启文医生。 (Supplied: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ustralia-China Relations)
作为澳大利亚首位原住民外科医生，江医生同时拥有马来西亚华裔血统。周二，他在澳大利亚联邦国会举行的2026年王赓武年度讲座上，谈及自己的首次中国行。
该讲座以著名中国史学家、华侨史研究权威学者王赓武命名，是澳大利亚探讨与中国关系的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平台之一。江医生在讲台上讲述了有关他独特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故事。
它揭示了澳大利亚鲜为人知的华裔原住民社区——19世纪淘金热时期，在这两个古老的文明交融之下逐渐形成。如今，有些家族已延续八代，而他们存在的历史直到近期才开始被广泛认知。
江医生坦言，尽管不会说普通话或当地手语，这并未阻碍他与当地华人交流互动、共享美好时光。
这段经历是他童年在澳大利亚时从未想过会发生的事情。
因为在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里，归属感总附带条件。有时，甚至完全缺席。
在两种身份间成长
在成为外科医生之前，在获得头衔、发表讲座、赢得全国认可之前，还是孩子的江启文很快意识到，身份既是传承，也是负担。
江医生表示，虽然他的孩子们如今都为自己的文化和祖先感到自豪，但他的童年并非如此。
在演讲中，他回忆起那些刻板印象与隐形种族歧视，曾令他在自己的国家感到“永远像个过客”。
“成长过程中，有些人认为我‘太像华人’，又被另一些人认为‘不够像原住民’。校园里，我的相貌特征总让人费解。”
江启文的父母。 (Supplied)
他的故事始于出生之前，家庭环境、政策和国界共同塑造了他的命运。
江医生的父亲在“白澳政策”时期作为马来西亚留学生赴新南威尔士大学攻读医学，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母亲，一位沃里米（Worimi）女性，当时她是一名护士学生。
“那是段荒诞的岁月。我母亲被禁止移民马来西亚，父亲则无法移居澳大利亚，”江医生向ABC透露。
江医生出生于马来西亚，并在那里上了幼儿园。
受签证限制，他每半年就得返回澳大利亚，直至父母因移民政策影响而分居。
移民政策不仅限制人员流动，更重塑了家庭结构、语言传承及子女的未来发展前景。
尽管他仍珍藏着家人在太平市经营面馆、烹饪与逛市集的快乐回忆，但他在童年早期习得的语言，随着他在史蒂芬港（Port Stephens）长大，被逐渐压制和遗忘。
江启文和他的父亲。 (Supplied)
他说：“在那样的小社区长大，你总被告诫不要谈论自己的文化，因为这会惹麻烦，让你显得格格不入。”
“你只想融入群体。成长过程中，‘白澳政策’的影响力无处不在。尤其在那个年代，当你处处模仿他人时，真的会感到自己微不足道。”
"我被要求永远不要说原住民语言，永远不要说中文——因为人们会嘲笑你，让你显得与众不同。"
他很早就明白，沉默能带来安全感。但代价是语言、故事和自信心的削弱。
江医生指出，如今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与他小时候截然不同。
“我孩子就读的小学非常重视原住民周（NAIDOC Week）活动，他们为升起原住民旗帜感到自豪。”
“在和谐日（Harmony Day），孩子们会探讨不同语言和文化。这对孩子们至关重要，让他们明白自己成长的世界，与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环境截然不同。"
江启文、妻子和孩子们。 (Supplied)
江医生指出，澳大利亚虽已做出改变，但也并没全变。
针对社会中持续存在的日常种族主义，江医生认为媒体难辞其咎。
他指出，媒体为博取点击量而采用煽动性叙事，助长刻板印象，却鲜少讲述原住民和华人的正面故事。
‘第一’的分量
当江启文作为外科医生的身份毕业时，他体会到了成就无法消除的结构性不平等。有时，成就只会让这种不平等暴露得更加清晰。
2007年毕业时，江启文被认为是第一个原住民西医外科医生。
怀着对耳部健康的热忱，江医生将大量精力投入儿童听力损失的早期干预，以及治疗在弱势原住民社区呈流行病态势的中耳炎。
但回溯到2007年，江医生坦言被冠以“首位原住民外科医生”的称号时，他感到尴尬且莫名的不悦。
“第一”一词虽值得庆贺，却也引发更深层的追问：为什么花了这么久？
江医生指出，在原住民传统中一直存在名为“Ngangkari”的传统治疗师。
“Ngangkari才是我们真正的初代医生与外科医师，但西方医学体系从未承认他们的存在。”
江启文和同事。 (Supplied)
他说，西方的认可并不等同于历史真相。
他还指出，这凸显了社会依然存在的不平等现象，以及外科医疗队伍在公平与平等方面还有多大的差距。
“我刚毕业时照顾过一位原住民长者，见到她时我非常高兴，”他回忆道。
“我们聊得很投机，建立了联系。检查时她突然哭了起来。
“她说自己从未想过有生之年能见到原住民医生。”
据外科医师协会统计，2021年澳大利亚仅有3名原住民外科医生，全国原住民医生不足400人。
他强调这些数字绝非抽象概念——它们关乎医疗可及性、信任建立与生存权利。
江医生强调：“让原住民获得平等机会至关重要。”
“获得优质教育极其困难，因此必须增加教育资源，引入更多优秀教师，确保我们给予充分支持，并培养原住民教师力量。”
“这方面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做。”
2026年王赓武讲座将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（ABC）旗下的ABC iview平台首播。该讲座由ABC国际部与澳中关系基金会（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ustralia-China Relations）合作呈现，该基金会由澳大利亚外交及贸易部（DFAT）设立。